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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杀杀、来来去去,顿巴斯从未屈服

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主要城市顿涅茨克,普希金大街的长椅扶手上装饰着一种独特的怪兽雕刻。这种怪兽拥有比身体还要长的、复杂弯曲的角,强壮如狮的前爪,以及展开的巨大翅膀。同样,在剧院广场的中央大型石雕上,也能见到这种怪兽的身影。它们融合了狮子和鹰的特征,显得既强大又高贵,同时也带有一丝危险的气息。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兽“格里芬”。

进入21世纪,顿涅茨克的城市景观中频繁出现"格里芬"这一文化符号。这种源自古代斯基泰游牧民族的图腾,早在乌克兰作为国家实体存在之前,就已经在欧亚草原上广泛流传。1971年,苏联考古学家在顿涅茨克矿区内发掘出一座公元前4世纪的贵族墓穴,出土了众多带有"格里芬"图案的精美随葬品。这一考古发现被顿巴斯地区的执政者解读为当地存在独特文明的重要证据,他们认为这证明了顿巴斯地区与乌克兰其他区域在历史文化上存在本质差异。

顿巴斯地区的情况确实与众不同。自2022年2月开始的这场冲突迅速蔓延至乌克兰全国,乌克兰政府认为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发动的战争。而俄罗斯和顿巴斯方面则更注重当地的民族问题和独立诉求。这两种解释几乎可以套用到苏联解体后所有涉及民族和地区冲突的事件中。

卡耐基和平基金会的安娜·奥罕扬,曾在苏联长大,她深入分析了多种冲突后指出,顿巴斯的情况“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的黑宫博明,作为西方研究顿巴斯历史最深入的学者之一,也支持这一观点。他强调,顿巴斯“历史上从未完全效忠于任何政权或思想体系”。

早在苏联时代,顿巴斯地区就流传着一句耐人寻味的俗语:"没有人能让顿巴斯低头。"这句话似乎预示了这片土地未来的命运走向。作为乌克兰东部的工业重镇,顿巴斯以其坚韧不屈的精神闻名于世。当地居民世代以矿工为主,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认同。无论面对何种压力,顿巴斯人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自主意识,这种特质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历史传统之中。这句古老的谚语,恰好折射出顿巴斯人民面对外部势力时的坚定立场。

1月18日,在顿涅茨克地区,一座教堂在战乱中被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英雄”这个概念,通常指的是那些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展现出非凡勇气和无私奉献精神的人。他们可能是在战争中保卫国家的士兵,也可能是在灾难面前救助他人的普通人。英雄的行为往往超越了个人利益,为了更大的目标或他人的福祉而行动。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英雄的形象和定义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以某种方式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因此被人们所尊敬和纪念。英雄的故事激励着人们追求更高尚的品德,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展现出坚韧和勇气。

顿巴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斯基泰人统治的时代,这片区域还是一片无人开垦的荒野。即便到了中世纪,情况依然没有太大改变。当时,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基辅的统治者,都心照不宣地避开了这片专属于游牧民族的广袤土地。直到17世纪末,哥萨克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永久居住地,也就是后来在2023年1月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索莱达尔。随着时间推移,到了18世纪,日益壮大的沙俄帝国将这片土地纳入版图,并在这里发现了丰富的煤炭资源。因此,“顿巴斯”这一名称应运而生,它是“顿涅茨克煤矿盆地”的缩写。

在快速工业化的推动下,顿巴斯地区因煤矿资源的开发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成为冒险者的聚集地。到1884年,本地居民在一些主要城镇中仅占11%的比例。最早到来的是来自乌克兰西部和俄罗斯的流浪者,随后是来自各地的淘金者,包括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希腊人、德国人、鞑靼人、瑞典人和罗马尼亚人。威尔士人约翰·休斯在这里建立了采矿村尤兹夫卡,而苏格兰人加斯科因则创立了另一个定居点。这两个村镇后来分别更名为顿涅茨克市和卢甘斯克市。

顿巴斯地区的另一批移民是季节性劳工。沙俄政府认为这些人是不守规矩的游民。他们在矿井里唱着囚犯的歌曲,没人能保证第二天能安全回到地面。由于他们晚上经常喝酒闹事,乌克兰其他地方开始流传“顿巴斯人酗酒”和“顿巴斯人爱偷东西”的说法。多年后,乌克兰社会学家Oksana Mikheeva调查这些传闻,发现当时的顿巴斯工人并不认为“从国家那里拿东西”是犯罪,反而觉得这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我们只能从沙俄留下的不完整的处决记录中找到少数偷窃者的名字,这些人被视为顿巴斯的第一代“英雄”。

除了沙俄政府,其他人也到了这些所谓的“工人暴徒”。来自扎波罗热的钢铁工人马赫诺,将顿巴斯地区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军事活动的核心地带。在1917年至1921年的苏俄内战期间,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也就是今天的顿巴斯以及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部分地区,战火从未停歇。尽管有各种白军(即反革命武装)派系和相互对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试图在此站稳脚跟,但都未能成功。

学者们通常将那场内战描述为“极其原始”和“极其基础”。当基辅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夺回东部地区时,他们主动在顿涅茨克边界停了下来。红军的领袖托洛茨基用他特有的双关语说:“去顿巴斯不戴防毒面具可不行。”这不仅是因为那里煤尘满天飞,更因为那里的斗争环境“极其恶劣”。顿巴斯的战士们白天在前线冲锋陷阵,晚上则和农民们一起喝酒。他们既粗野又坚韧,对爱国主义或法律秩序毫无兴趣,只崇拜他们的“马赫诺老爹”——他们的第二代“英雄”。而这位“老爹”与来自莫斯科的红军三次合作,又三次反目,今天可能是“红军的一部分”,明天就变成了“马赫诺匪帮”。

顿涅茨克宣布"独立"后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仅持续了30天,列宁随即决定将该地区划归乌克兰管辖。这一历史性决策成为普京在公开场合多次质疑和抨击的焦点。

斯大林在顿巴斯地区培养了一批新时代的模范人物,包括打破生产记录的工人、女性拖拉机驾驶员,以及法捷耶夫小说中描绘的“青年近卫军”。这些人物被用来命名当地的城市,以此纪念他们的贡献。然而,到了2016年,乌克兰政府实施了一项广泛的更名计划,将这些以“苏联英雄”命名的城市重新改回其原有的乌克兰地名。这一举措反映了乌克兰在去苏联化进程中的一步重要行动,旨在恢复和强调本土文化和历史身份。

在苏联时期,顿巴斯地区不仅是全国煤炭产量的领头羊,尤其在无烟煤和炼焦煤方面,还是冶金、电力、化工、机械制造和军工等行业的核心地带。然而,这一地区的犯罪率也一直名列前茅。据解密档案揭示,即便是在当时被誉为模范的工人,他们的生活习性与前人并无二致:工作勤奋,但同时也深受酗酒困扰,对涉及监狱和犯罪的笑话情有独钟。乌克兰独立后,当来自顿巴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在公开场合使用“偷车贼”这一俚语时,只有顿涅茨克州的人能够心领神会,因为这种关于盗窃的俚语在苏联时期的顿巴斯学校教育中几乎成了必修课。

新“流氓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行政决策密不可分。1939年10月,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发布了一项命令,将1万名在波兰与乌克兰边境地区被认为“对苏维埃政权持怀疑态度”的失业居民迁往顿巴斯地区从事体力劳动。此外,被苏联军队从波兰转移来的波兰人、二战结束后未能逃往西方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以及认为顿巴斯“比苏联其他地区更自由”的犹太人也成为了这一移民潮的一部分。根据内务部的一份文件,包括雕塑家、作家和律师在内的知识分子都被派往矿山,仅被当作普通劳动力使用。

亚努科维奇的背景反映了苏联时代顿巴斯地区的多元文化特征,他的母亲来自俄罗斯,父亲则具有立陶宛、波兰和白俄罗斯血统。1967年,年仅17岁的亚努科维奇因抢劫罪被判三年监禁,之后又因参与群体斗殴再次入狱。多年后,他将这些经历归咎于“年轻时的错误”。

黑宫博明曾这样评价顿巴斯:“这里是古拉格,是问题少年的聚集地,也是社会边缘人的收容所。”到了1980年代,这片区域摇身一变,成了苏联独立工会运动的发源地,同时还是“反苏”诗歌的流行地,甚至成了乌克兰新一波民族主义运动的策划中心。有苏联学者这样描述:“顿巴斯就像一块磁铁,吸引了各式各样的被抛弃者、无赖、恶棍和英雄。”这些人物不仅被这片土地所影响,也深刻影响了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当苏联解体时,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被誉为“英雄”,他们被称为第四代。

1991年1月,苏联政府取消了对煤炭行业的财政支持,这一决定激起了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矿工们通过长达一年的罢工行动,表达了对政府政策的强烈抗议,这一动荡局面一直持续到同年12月苏联宣告解体。在当时的全民公投中,顿巴斯地区近84%的选民支持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然而,一位基辅官员指出,尽管当地居民对莫斯科政权充满怨气,但他们“对乌克兰民族认同感也十分淡漠”。历史上,苏联历任领导人曾多次试图加强对顿巴斯地区的控制,但最终都未能如愿以偿。

神话是古代人类通过想象和创造,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社会习俗以及人类起源的故事。这些故事通常包含神灵、英雄和超自然元素,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信仰。神话不仅仅是娱乐,它们还承载着文化、道德和宗教的意义,帮助人们理解复杂的现实世界。通过口口相传或书面记录,神话得以流传至今,成为研究古代文明的重要资料。不同文化中的神话各具特色,但它们共同揭示了人类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生活的思考。

2022年,从马里乌波尔到北顿涅茨克,顿巴斯地区那些曾经象征工业辉煌的大型工厂,在战火中作为军事堡垒迎来了它们的终章。然而,对于参战各方而言,讨论这些工厂被摧毁带来的“经济损失”显得有些多余。实际上,过去几十年里,该地区的工业早已逐渐衰落。正因如此,自2014年内战爆发以来,交战双方毫不迟疑地占据了这些废弃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并将其改造成军事防御设施。

乌克兰在1991年独立后的头十年,经济遭受重创,GDP暴跌了60%。然而,顿巴斯地区的工业衰退其实更早,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煤炭产量达到历史最高点。之后,戈尔巴乔夫推行计划经济改革,导致许多国营煤矿关闭,工厂停产,整个产业链逐渐瓦解。到了1990年左右,顿巴斯地区的劳动力就业率已经降到了不到66%。

当黑宫博明再次踏足顿巴斯时,他听到基辅的一些政策专家在讨论:要是没有顿巴斯,乌克兰会不会过得更好?从经济角度看,顿巴斯对乌克兰GDP的贡献从苏联时代的30%到40%,一路下滑到2013年的18%。而基辅政府在这块地方花的钱却越来越多。

在顿巴斯地区,"谁养活谁"的说法完全倒了个个儿。当地人普遍认为,是他们养活了整个乌克兰,而不是相反。2014年,时任顿涅茨克州州长谢尔盖·塔鲁塔就曾指出,这种优越感在当地居民中根深蒂固。他提到,如果做个调查,几乎每个顿巴斯人都会坚持是他们支撑着乌克兰的经济。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统计数据显示,顿涅茨克州其实是个需要中央财政补贴的地区。这与苏联时期流传的"乌克兰养活整个苏联"的说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历史证明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

亚努科维奇在担任顿涅茨克州州长期间,经常强调“顿巴斯支撑着乌克兰”这一说法,当时人们对此并无异议。根据2013年的数据,顿巴斯地区的大多数居民主要通过本地电视台获取信息,很少有人阅读报纸或其他印刷媒体,对主流新闻也持怀疑态度。当地的新一代政治人物利用了这一信息闭塞的现象,这些曾经在苏联解体前因思想活跃而追求独立的区域,如今却成为最怀念苏联时代的地方。

一位曾在乌克兰政府任职的前官员指出,这实际上是后苏联时期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转移现象。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政权无法有效运作原本庞大的计划经济体系,导致工业区的生活水平难以维持。一旦某个地区经济停滞,便失去了跟上时代发展的能力。无论是波罗的海沿岸旧工业区的衰败和俄罗斯族工人面临的歧视,还是2022年哈萨克斯坦发生的社会动荡,都体现了这一共同问题。

在乌克兰脱离苏联不到三年的时间里,1994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揭示了顿巴斯地区居民的身份认同情况。数据显示,34%的当地人认为自己是苏联人,25%的人自认为是顿巴斯人,而仅有23%的人认同自己是乌克兰人。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其他地区,无论是讲俄语还是乌克兰语的居民中,38%的人自认为是乌克兰人,25%的人仍认同苏联身份,几乎没有多少人认为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的地方。调查还指出,如果再次举行独立公投,超过半数的顿巴斯居民会反对乌克兰脱离苏联。

在乌克兰,苏联时代的政治口号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基辅政府推广乌克兰语教育被贴上了“种族主义”的标签,而重新解读乌克兰独立历史则被指责为“法西斯行为”。亚努科维奇的政治对手尤先科和季莫申科等人认为,顿巴斯地区的政治活动实际上是亲俄运动的一部分。在西部政客所谓的“贝利亚式”话语体系中,顿巴斯将俄罗斯和西乌克兰都视为“兄弟”,同时也视为“外来者”。不同的是,西乌克兰的“外来者”被描绘成“试图迫害我们”的敌人。

自乌克兰独立后,文化部长一职始终由西部人士担任。顿巴斯地区的政治人物认为,这些部长将西部牧区的地域文化拔高为全国文化,却有意忽视了苏联工业区的历史遗产。1994年,顿巴斯居民通过公投提出将俄语列为第二官方语言,然而从1993年至2014年,乌克兰境内以俄语授课的学校比例从近50%骤降至不足5%。

部分学者指出,顿巴斯地区民众被强制接纳与其文化传统不符的外来历史符号,这成为冲突升级的导火索。然而,更多研究显示,文化冲突仅是乌克兰东西部经济差异在政治层面的映射。2010年乌克兰大选期间,亚努科维奇凭借"东西部融合"及"反纳粹、反苏联极权"的务实主张,在西部政坛内斗的背景下以微弱优势胜出。选举结果公布后,顿巴斯地区的反对声浪迅速平息。民众对其采取的中间路线并未提出异议,反而期待新政府能够重振当地的传统工业基地。

2014年,乌克兰政局发生重大转折。亚努科维奇政府与国内主流社会在是否深化与欧洲关系的问题上分歧加剧,导致矛盾不断升级。这场政治危机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最终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权。与此同时,顿巴斯地区试图通过现有政治体制谋求自身发展的努力也宣告失败。这场变革不仅改变了乌克兰的政治格局,也标志着顿巴斯地区在乌克兰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力走向终结。

各种传言开始广泛传播。人们普遍担心一种未经证实的“特别费用”,即从顿巴斯地区居民的高收入中抽取部分资金用于补贴西部区域。与此同时,顿巴斯电视台不断播放着被称为“纳粹团体”的西部示威者实施的暴力行为。到2014年3月,调查显示,60%的顿巴斯居民确实担心西部民众可能会拿起武器,重演二战时期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屠杀行为。到了4月,47%的顿巴斯民众对基辅政府感到恐惧,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独立”可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在局势紧张的当下,乌克兰新政府是否应该通过增加顿巴斯地区的自治权来维持稳定?基辅州议员米涅对此持否定态度。他指出,过去八年里,西方专家一直提出类似建议,但在他看来,若当时给予顿巴斯更多自治权,只会让俄罗斯更容易渗透该地区,进而利用它来削弱乌克兰的整体实力。

西方的主流观点通常认为,无论是经济纠纷还是文化对立,都是多民族国家内部常见的矛盾,而普京被认为是推动顿巴斯地区独立运动的关键人物。然而,俄罗斯政府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自己的介入是为了保护在基辅遭受“种族歧视”的俄罗斯族人群。奥罕扬提到,无论这些争议的真实性如何,顿巴斯与基辅之间的持续冲突在地缘政治上对俄罗斯是有利的。他进一步强调,根据北约的扩张规定,任何处于武装冲突中的国家都不符合加入北约的条件,这意味着乌克兰暂时失去了加入北约的资格。

(图片资料)顿巴斯地区的矿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废土,通常指的是因战争、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而变得荒凉、无法居住的土地。这类地区往往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源,如清洁的水源和可耕种的土地,生态系统也遭到严重破坏。废土的形成通常与大规模冲突、核爆炸或工业污染有关,这些事件不仅摧毁了地表环境,还可能导致长期的辐射污染,使得恢复变得极其困难。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废土常被用作背景,探讨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挑战和道德抉择。尽管现实中废土的存在令人不安,但它们也提醒人们珍惜现有资源,避免重蹈覆辙。

2014年顿巴斯冲突爆发之际,乌克兰议会的顿涅茨克代表尼古拉·列夫琴科迅速返回顿涅茨克市,试图促成双方对话。然而,他刚抵达议会大楼,就被自称“人民州长”的商人古巴列夫拦截。古巴列夫提出,现任官员必须与当地民兵达成协议才能行使权力。与此同时,卢甘斯克市长和北顿涅茨克市长也被民兵武装扣押,尽管他们当时只是计划前往俄罗斯。

这些民兵组织的领导者大多出身于工人阶层或有过犯罪背景。古巴列夫之外,“幽灵”旅的头目莫兹戈沃伊曾是厨师兼歌手。“索马里营”的指挥官托尔斯泰赫原本是保安,他的队伍因穿着便装、短裤和运动鞋参加阅兵,被人戏称为“索马里”。其他民兵领袖还包括殡葬业者、货车司机和私营煤矿老板。自90年代起,随着大型矿场关闭,许多技术娴熟的矿工自行购买设备,四处非法采矿。为了“管理”这些非法活动,黑社会组织逐渐形成,他们对使用武器并不陌生。唯一的例外是“东方营”的指挥官霍达科夫斯基,他曾是乌克兰情报官员,从军队中招募了一批特种兵,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2014年9月5日,乌克兰政府和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地的代表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即《明斯克协议》。尽管外界对这些地方武装如何成功抵抗乌克兰军队的进攻并促成谈判的过程知之甚少,但协议最终签署,标志着双方暂时停止了敌对行动。根据协议,乌克兰政府同意给予这两个地区“特殊自治权”,但明确表示它们仍属于乌克兰领土。然而,协议并未彻底平息冲突,顿巴斯地区的武装对抗时断时续,直到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军队正式越过边境,局势再次升级。

乌克兰方面指出,2014年军事行动初期,乌军成功收复了多个重要城市,取得了显著战果。然而,随着俄罗斯正规军及雇佣兵部队的介入,战场局势发生逆转,俄方军官取代了当地武装指挥官,直接掌控了作战行动。对于这一指控,俄罗斯方面予以坚决否认。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乌克兰战场上,被指控的俄军指挥官频繁现身,其中包括曾担任"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的苏罗维金。

2014年11月,在短暂的停火期间,分离政权举行了选举,但大多数民兵指挥官并未如愿获得理想的职位。最终,矿工背景的扎哈琴科当选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总统”,此前他曾担任临时政府的“总理”和首席谈判代表。其他有意参选的民兵指挥官大多被劝退,而坚持参选的古巴列夫则遭遇了“离奇绑架”。他后来回忆称,是车臣人将他带走,原因是他对车臣领导人卡斯特罗发表了不当言论。前任“总理”博罗代随后表示,扎哈琴科是俄罗斯政府选中的,目的是为了“塑造顿巴斯领导者的平民形象”。然而,扎哈琴科的“矿工政府”很快与民兵武装产生了矛盾,双方关系迅速恶化。

自冲突爆发以来,顿巴斯分离地区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四年间,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幅缩水,仅为2013年的39%。其中,卢甘斯克的工业生产遭受重创,产值暴跌80%,而顿涅茨克的工业产值也减少了50%。出口方面,顿涅茨克州的工业出口下降了60%,卢甘斯克的出口几乎停滞。根据学术界的估算,该地区的“永久性有形资产”损失总额高达846亿美元。此外,卫星图像分析表明,主要城市的经济活动显著萎缩,降幅在50%至70%之间。

乌克兰政府管辖的区域同样面临困境。2017年的统计表明,顿涅茨克地区在乌军控制下的平均工资仅为战前水平的六成,零售商品销售额相比2014年锐减了八成。在卢甘斯克州,乌军控制区的经济状况更是不言而喻,尤其是北顿涅茨克周边的工业小镇,多数已被政府军征用,改造成所谓的“军事要塞”。然而,在2022年5月至7月的冲突中,乌军选择战略性撤退,放弃了北顿涅茨克一带,这些军事化的城镇最终并未发挥预期作用。

在分裂地区,众多武装组织的维持给当地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尽管养老金拖欠严重、失业问题难以统计,但为了维持战事,"矿工政府"不得不向民兵成员支付每月高达数万卢布的报酬。面对这种困境,政府逐渐转向了寡头统治模式。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及其家人虽已逃往俄罗斯,但其子亚历山大控制的金融机构仍在分裂地区正常运营,持续为这些武装力量提供资金支持。

政府、地方强权与民间武装之间的冲突迅速升级为公开的暴力事件。莫兹戈沃伊是“幽灵旅”的指挥官,他拒绝加入顿涅茨克的独立政权,转而支持卢甘斯克的分离势力,但在2015年5月,他在公路上遭到机枪扫射而丧生。他的追随者怀疑幕后黑手是“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普洛特尼茨基。普洛特尼茨基通过强硬手段清除了该地区最初分立的三大势力,但他在2017年被自己的“内政部长”带领的部队推翻。同年,“索马里营”的指挥官托尔斯泰赫也在办公室内遭遇袭击身亡。

2018年8月31日,在顿涅茨克市的普希金大道上,一家名为“分离主义者”的咖啡馆发生爆炸,导致“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扎哈琴科丧生。亲俄分离势力指责乌克兰情报机构策划了这次袭击,而乌克兰方面则反驳称,事件源于顿巴斯地区武装派系之间的内部冲突。

目前,在顿巴斯地区与乌克兰军队对抗的主要是俄罗斯的正规部队和"瓦格纳"私人军事公司。八年前那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平民战士——商人、厨师、歌手、殡葬工作者和卡车司机——大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尽管经历了多次动荡,顿巴斯依然在大国角力中艰难维持着自身的存在。"就像其他地缘政治热点一样,顿巴斯的命运很可能由大国间的政治博弈来决定,而当地居民的利益往往被忽视。"黑宫博明指出。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些情况似乎并不重要:在约300万没有离开家园的居民中,有超过60万人生活在靠近450多公里前线的区域。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如房屋、医院、道路、桥梁、铁路和管道,都遭到了破坏,煤矿被水淹没,至少1.6万平方公里的农田和矿区布满了未爆炸的弹药和地雷。顿巴斯的居民长期居住在地下室和临时避难所中,缺乏水、电和暖气,医疗服务和基本物资供应也严重不足。根据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的报告,顿巴斯分离地区每年有120万人需要食品援助。据保守估计,从2014年到2022年的冲突,已导致顿巴斯地区至少13万人死亡,300万人无家可归,主要城市的人口大多减少了一半以上。

2月3日,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巴赫穆特人道主义中心附近,居民们正从新设立的水源点取水。这一场景被视觉中国拍摄并记录。

截至2023年2月,顿巴斯地区几乎找不到未受战火重创的地方。特别是在顿涅茨克东北部的巴赫穆特,这个近期俄乌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记者目睹了当地居民在断断续续的炮火声中排成长队,从废墟中领取由向日葵残渣制成的燃料,用于家庭取暖。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面对镜头感慨,所有公共服务设施都已瘫痪,只剩下军人和志愿者在分发燃料和食物,他直言:“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动物没什么两样。”

刊载于2023年2月27日第1081期《中国新闻周刊》

杂志标题:顿巴斯的变迁:从无人之地到战火废墟

记者: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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